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，是当代中国政治学面临的核心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发展政治学的主流范式由早期西方现代化经验所塑造，然而新手如何配资，中国数十年的现代化实践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：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实现了经济腾飞，在没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前提下完成了深刻的治理变革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能否基于中国经验，建构一种真正具有解释力的新发展政治学？
发展政治学的早期版本：从“转型政治”到“历史终结”
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，亚非拉殖民地纷纷独立。经济落后、政治不稳、社会结构传统，是这些新兴国家的共同特征。它们首要面临的，是如何实现经济起飞、政治转轨和社会转型，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实现的现代化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，各种研究发展的经济理论、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相继出现，形成了后来所谓的“经典现代化理论”，产生了发展经济学、发展社会学、发展政治学等新兴分支学科。
西方政治学者运用历史研究、比较研究等途径，来解释和说明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和条件，提出“政治发展”概念，构建了转型理论模型。在这种模型中，现代化被定义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，具体被分解为“经济现代化”（工业化）、“社会现代化”（世俗化）、“政治现代化”（民主化）等组成部分。
早期发展政治学将“政治发展”视为与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并列的现代化维度，它设定的理论假设是，所有社会都将沿着相似的路径前进，从传统走向现代；现代政治的标志是西方民主制度、科层制和政治参与扩大，传统政治则表现为权威主义、宗法制度、大众消极参与和政治冷漠。这套模型为新兴国家提供的“发展路线图”，就是把“政治发展”视为现代化的首要步骤，而“政治发展”的标志就是“移植”西方多党制、选举制、“三权分立”等制度，实现西式民主转型。
由于世界格局的影响，新兴国家选择什么道路，成为关键问题。当时，发展政治学的主流由西方早期现代化经验所塑造，因此，“现代化”几乎被等同于“西方化”：现代化被简化为西式民主转型的线性叙事，西式民主化又被认定为制度趋同，其“历史终点”指向“自由的民主”。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学者们开始批判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。依附理论、世界体系理论、后殖民研究等思潮指出，发达国家的“现代化”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的“不发达”为代价；西方民主制度并非现代化的唯一终点；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而非单一性。这些反思推动发展政治学向更加多元、比较的视角转变。
发展政治学的早期版本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，它把政治变迁纳入现代化研究的视野，这是一个贡献；但囿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和认知水平，它以西方经验为蓝本，把发展简化为转型，把转型等同于西式民主化，而又把西式民主化聚焦于选举政治，这个逻辑链条也引发了后来的理论反思。理解这一演变过程，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看待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治理挑战。
超越“转型范式”：找回发展政治学的中国问题
发展政治学先后经历了现代化理论、依附论、世界体系论、民主转型理论等理论范式的更迭，不同理论范式体现了现代化发展阶段性主题的变化。但无论如何，它的核心关切——“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”——并无改变。由于受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，这一学术脉络逐渐形成了几个带有原理性的认识。
第一个认识，是把“发展”等同于“转型”。似乎后发国家的唯一出路，就是从传统权威主义向西式自由民主制过渡，中间任何状态都被看作暂时的、不稳定的过渡形态。第二个认识，是把“治理”理解为“民主的程序性要件”。多党竞争、自由选举被视为善治的充要条件，而国家能力、制度效能、公共服务等实质性维度则被边缘化了。第三个认识，是在“国家—社会”之间设置了一种零和博弈关系：国家强则社会弱，社会强则国家弱，似乎两者此消彼长、难以兼容。
这些认识在面对中国经验时，解释力出了问题。中国没有经历西方意义上的所谓“民主转型”，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、速度最快的工业化、范围最广的社会保障覆盖、效果最为显著的环境治理；中国的政治过程坚持党的领导，不靠政党轮替，却在压力回应、利益协调、官员问责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适应性；在民主政治问题上，中国超越以选举为单一标准的民主形式，追求“管用的民主”，努力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；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，中国追求国家与社会“双强”。
面对这种“反常”，存在两种态度：一是否认中国成就的理论意义，将其归为“例外”甚至“异端”；二是认真对待中国经验，将其作为理论创新的契机。我们主张后一种态度。这就需要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，构建新的理论框架，也就是说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要从“转型叙事”转向“治理叙事”。
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：是“削足适履”，还是“量体裁衣”？是继续拿“特设性假设”为旧范式辩护，还是解放思想，遵循“猜想与反驳”的科学逻辑来推动范式革新？我们主张进行一场研究范式的转换，即从追问“中国何时转型”的“转型叙事”，转向追问“中国何以有效治理”的“治理叙事”。这一转向，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调整，更是摆脱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路径依赖，重新定义“发展政治学”研究议程的关键一步。
“互构共生”：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
中国现代化经验显示，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，必须处理好三大议题：一是国家构建，重新确立现代国家认同，实现从“家天下”到“公天下”的转变；二是国家发展，完成经济的工业化、市场化，实现经济起飞；三是国家治理，实现各行为主体——政党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——行为的规范化，依据现代法治原则，确保权力有限制、资本有节制、社会有规制、民主有法治。在这三大议题中，发展与治理构成了主题变奏，呈现出“互构共生”的关系，展现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。
发展与治理的“互构共生”，包含两个层面。第一，发展与治理之间是一种双向塑造的关系。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，推动治理体系的改革；反过来，有效的治理又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秩序和制度保障，确保发展不偏离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。这就是“互构”的含义：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，不断催生新的治理需求，倒逼治理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；而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执行，又为持续发展提供秩序、规则和方向。
第二，发展与治理互为前提，缺一不可。没有发展，治理就成了无源之水；没有治理，发展也必将陷入混乱。这就是“共生”的含义：两个系统的存在与发展互为前提。没有有效治理，发展就会因秩序失范、分配失衡而陷入停滞甚至崩溃——贫困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；许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家，问题不在经济本身，而在治理失效。同样，没有持续发展，治理也会因资源匮乏、合法性耗散而难以为继。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判断：“无发展的治理”和“无治理的发展”都偏离了国家现代化应有的轨道。中国的经验恰恰在于：发展是硬道理、治理是软实力——发展出了问题用治理来解决，治理出了状况靠发展来化解，两者形成了一种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。中国改革的成功，既归功于发展维度上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与全球化融入，也归功于治理维度上治理理念的创新与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。
那么，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与治理“互构共生”的逻辑，能够为新发展政治学提供怎样的理论支撑？
第一，从国家建设看，发展是治理能力成长的源泉。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是先验给定的，而是在推动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的实践中一步步锻造出来的。为了吸引外资，建立了高效的行政审批体系；为了防控金融风险，完善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；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强化了应急管理体系……治理能力的每一次提升，背后都有发展的现实驱动。反过来，这种在实践中积累的治理能力，又为下一阶段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第二，从制度变迁看，治理为发展提供了适应性调整的弹性空间，而党的全面领导是制度供给和治理效能转化的根本保证。中国的制度变革并非一蹴而就的激进革命，也不是所谓的“休克疗法”，而是一种渐进演化、“增量变革”的模式。中国通过“试点—推广”的方式，先在小范围内摸索经验，成熟后再向全国铺开。从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，到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，再到自贸区的制度创新，都体现了一种治理驱动的适应性发展逻辑——通过灵活的制度安排，将基层的发展动力纳入可控的试验框架。这种治理方式为发展创造了宝贵的试错空间，既激发了基层活力，又保证了整体改革的稳定可控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。
第三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看，治理与发展共同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。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，国家与社会常被视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。但中国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：国家通过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、公共服务、社会治理、党建引领等方式深度嵌入社会，引导和推动发展；社会则通过参与、协商、监督、评价等渠道回应并影响治理。这种“嵌入性互构”模式，让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支撑、彼此增能，共同推动善治的实现。
第四，从政治秩序看，发展与治理共同构成了合法性来源的“双轮驱动”。早期发展政治学基于韦伯的理想类型，建立了关于现代化“合法性”的知识；现代政治学提供了多维分析框架，在“程序合法性”之外强调了“绩效合法性”的作用。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，需要从单纯的经济绩效转向更加综合的治理效能。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伴随不平等、环境破坏等问题，而高效能治理——制度供给能力、公共服务水平、社会公平正义、回应民众诉求——更能提供稳固而持久的认同基础。中国的经验表明，“善治”赢得民心。政治体系之所以在深刻变革中保持稳定，关键在于其合法性来源的“双轮驱动”：它同时通过发展绩效和治理效能两条路径来回应民众期待。简单说，发展负责把“蛋糕做大”，为人民提供物质基础和成长机会；治理负责“分好蛋糕”并为发展保驾护航，确保公平正义与社会稳定。两者互为补充，共同构成民众政治认同的基石，成为中国政治秩序得以稳固的关键机制。
善治导向：中国发展政治学建设的路径
国家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社会共同体。国家好坏影响个人生活，关系全球命运；国家竞争产生许多问题，从历史上的热战到今天的贸易冲突。如何实现“国家善治”？这是一个古老话题。
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许多政治思想和观念，比如自由主义、国家主义等。过去，人们纠结于政治的“普遍性”和“特殊性”等问题。今天，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弱化了传统视角的独特性，使“公共性”“共同性”“一致性”的趋势日益凸显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如何超越传统的群体对立，打破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，克服“各扫自家门前雪”的思维，构建一种全球政治学？这就需要把握时代脉搏，识别共同挑战。而发展与治理的关系问题，正是其中的核心议题。
政治学提供了多种知识构成的路径：基于公民权利的公平正义已经得到阐发；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秩序也已经得到推广；而基于权利（个体）和权力（集体）关系的平衡与协调，其理论阐释和应用场景还需要进一步具象化。政治学讨论善治的标准和条件，先后阐释了“善治出于良政”“无需政府的治理”“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”等观点。面对“无治理的发展”和“无发展的治理”两种极端现实，倡导“发展与治理协同共进”的理念，推进高质量发展、高效能治理、高水平开放的政策，应该是当今世界“国家善治”的共同追求。
发展与治理的互构共生，预示了中国发展政治学的建构路径。从中国发展与治理复杂互动的实践经验出发，把握其内在逻辑，并以此为基石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政治学理论体系。这既体现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解释追求，也展现了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。具体来说，建构中国发展政治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。
第一，确立新的分析单元。早期发展政治学以“民主转型”为因变量，以“制度模仿”为路径。中国发展政治学应将“治理效能”作为核心分析单元，追问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回应治理需求、提供公共产品、促进社会公平。这不是回避政治问题，而是回到政治的本源——政治的根本使命在于“善治”，而非某一特定的制度形式。
第二，构建新型发展观。传统发展理论希望构建一种固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，而中国的发展经验恰恰否定了这种模式的存在，证明了现代化阶段性发展与制度和政策供给与时俱进的“适应性治理”的必要性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成就，归根到底源于持续而有效的制度供给。而制度供给的关键在于，政治体系能否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，持续生产出应对新挑战的政策安排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，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，每一个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变迁，都源于当时最紧迫的发展难题。这种“发展出题—治理应答”的循环，正是发展与治理互构共生的内在逻辑。在此意义上，中国发展政治学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新型发展观，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导向，摒弃固化模式思维，确立对保持制度弹性和政策适应能力的不断追求。
第三，提出新的理论命题。建构中国发展政治学的关键一步，是确立“发展与治理互构共生”的核心概念，并据此形成一系列可检验的中层理论命题。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：提出“治理能力与发展阶段的匹配假说”，确立两者的动态平衡关系；研究“制度弹性的适应性发展效应”，关注制度的调适能力；构建“国家嵌入与社会协同”理论，明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。
第四，创新综合研究方法。发展政治学不能止步于宏大叙事，必须转向机制性解释。中国发展政治学建设要求超越空泛的叙事框架，切入政治运行的内在机理，揭示发展与治理互构的具体机制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、历史制度主义路径分析、比较案例研究的过程追踪、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模型，都可以成为有力工具。定量方法对政策效应的评估也大有用处。
第五，回归全球比较视野。中国发展政治学不是要形成自说自话的特殊论，而是要为比较政治学贡献可对话的理论框架。回归比较视野，“以中国为方法，以世界为观照”，研究中国经验的目的不在于提供可供照搬的“模式”，而在于揭示被“西方中心论”所忽视的关键变量，如国家能力、制度弹性的重要性，从而丰富人类对政治发展路径多样性的理解。
迈向发展政治学的“中国时刻”
中国经验的系统总结，正在为发展政治学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。就此而言，发展政治学正在迎来“中国时刻”。这并非自大妄言，而是基于一个朴素的学术判断：当一种长期被既有理论视为“例外”的经验，展现出越来越难以忽视的韧性和活力时，理论创新的窗口就已经开启。
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逻辑，是发展与治理的互构共生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，更加突显了“发展导向”和“治理驱动”相互促进的特点。它既不是“先发展后治理”的简单时序，也不是“先治理后发展”的制度先行，而是两者在同一时空下彼此塑造、共同演化的动态过程。这一逻辑植根于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需求，脱胎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艰辛探索，又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建构中国发展政治学，是要建设一种“发展的发展政治学”，为人类理解政治发展贡献新的知识增量。发展永无止境，治理亦永无止境。在发展与治理的持续互构共生中，探寻政治演化形态的变迁，是值得继续追寻和回答的理论命题。
（作者：燕继荣新手如何配资，系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、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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